这一天，沈醉随着被特赦的战犯和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前往江南参观。在参拜中山陵之后，众人暂时分开，有的游览，有的休息，但沈醉心中却牵挂着一件事：去瞻仰戴笠的墓。他这个念头已经在心里压抑了多年。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去世，那架从青岛飞往南京的飞机在南京西郊的戴山附近坠毁，机上所有人员都未能幸免。这个消息令沈醉震惊不已。在他心中，戴笠不仅是上级，更是将他从一个年轻的联络员提拔为军统高级干部的恩人。

沈醉生于1914年，来自湖南湘潭。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怀揣着报国的热望前往上海，投靠了当时已在戴笠手下工作的姐夫。由此，他得以进入军统，最初的职责是负责联络和情报工作。有趣的是，戴笠最初看中他的并非狠劲，而是他敏锐的观察力和高效的办事能力。当时，上海法租界情报组负责人出事后，戴笠将他提拔为组长。尽管沈醉缺乏经验，心中也充满不安，但戴笠却鼓励他说：“这是你的机会，必须去做。”这句话虽然看似强硬，却成为沈醉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迅速掌握了伪装身份、收集情报及管理下属的技能，后来还被分配去处理叛徒胡继业。沈醉当时未曾杀过人，接到命令后几天无法入眠。戴笠不断向他灌输“除奸”的理念，逼着他走过心理的障碍。从那以后，沈醉不再只是个满怀激情的青年，而成为军统中一名冷酷有效的执行者。

1941年至1942年间，沈醉步步高升，到28岁时就已成为军统局总务处的少将处长，这样的晋升速度在军统内堪称罕见。戴笠不仅关心他的工作，甚至还干预他的个人生活。沈醉与编辑白云相恋并育有一子，但因为白云的思想倾向，最终两人分道扬镳。随后的婚姻与粟燕萍结为夫妇，使他的家庭生活逐渐稳定下来。沈醉对戴笠的依赖，既源于职位的提升，也源于长期建立的私人情感。当戴笠出事后，他甚至曾冒险前往解放区寻找他的遗尸，确认其死讯后，他又参与了后事的处理和墓地的修建。

但是，军统的权力从来无法依靠私人情义维持。戴笠一死，沈醉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支持，逐渐被毛人凤排挤，被迫调至云南。到了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加速崩溃，沈醉的处境日益艰难。他将母亲、妻子和孩子送往香港，而自己则留在了云南。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云南起义，沈醉参与了行动。随之而来，他被捕并成为战犯，先后被关押于昆明、重庆，最后进入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十年的改造，他的身份和对往事的追忆均发生了变化。沈醉后来意识到，过去他把对上司的服从视为忠诚，将执行命令视作责任，殊不知那些命令对他人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战犯获释，沈醉在1960年11月28日获得第二批特赦，随即被安排从事政协文史资料的整理工作。他开始编写旧档案、撰写回忆材料，并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共同保存近代史资料。尽管如此，这次南京之行让他挂念的，仍然是那座旧墓。当他赶到戴笠的墓地时，墓碑已经不复存在，周围的场景也大不如前。意外的是，墓穴主体并未被毁坏。为了防止遗骸受到侵扰，沈醉曾指示用水泥封固棺木和墓穴。如今见这一幕，他才意识到自己担心墓地会被挖掘的想法实在误解了共产党人的行事风格。

他站在墓前，没有为戴笠辩解，也未为自己开脱，只是勾起了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回忆。戴笠不仅将他推向高位，也将他带入了军统的深渊；这份知遇之恩真实存在，带来的创伤同样不可忽视。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抵消。多年之后，沈醉在香港与妻子和子女重聚，家人希望他能够留下，但他坚决表示要返回大陆，并说：“共产党相信我，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这句话并非一时冲动。对于经历过军统生活、战犯改造和特赦生活的沈醉来说，回去继续工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名为《我这三十年》的书，其中既有对戴笠的回忆，也有对自己前半生的反思。在那次祭墓中，没有鲜花、没有仪式，也没有旁观者。沈醉仅仅确认，昔日上司的坟墓依旧存在，而他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只懂得服从命令的军统少将。